关羽之死

建安二十四年的这场三国战争结束了，建安时代也结束了，三国鼎立的疆域也基本定型。襄樊之战的结果，是曹魏伤，蜀汉败，东吴独胜。

我们先从胜利方东吴总结起。

往往讲述这次荆州之争，人们都把东吴得胜，简单粗暴的归纳到品德问题，东吴作为独胜方，却在后世独留骂名。

但我们讲三国战略博弈，你从品德来谈，毫无总结意义。

三角博弈的核心，在于两弱敌一强。两弱之间，则要尽量争取主动权，制人，而不受制于人。

关羽镇着东吴上游，把安危寄托于关羽的品德信用，那是自找的受制于人。

关羽北伐，若把后方存亡寄托于东吴的品德信用，那也是典型的受制于人。

我们开篇就细述了荆州南郡的战略意义，梳理了三次荆州之争的历史背景，重点讲述了东吴对荆州的战略调整，重心都不在于如何评价东吴背刺的道德行为。

而是要分析，东吴为什么必须背刺，为什么赢的这么彻底。

东吴为何要夺江陵，背后的战略规划、人事任命、军事部署、从策划到实施，是怎么调整的，怎么进行的，怎么稳固的，我们已经讲的很细了。

我们看战争过程，东吴对入场战机的把控，是绝对精准。他们袭取荆州、捕杀关羽的战术施展，每一步都精准拿下，掌控力到了恐怖的地步。

战场上的成功，主要是吕蒙对荆州、关羽的十年研究，为此克己强大，如何上位，排除国家内部的挡路者，多少年的战术推演，得以乘隙一举得胜。

于是，袭江陵，成了吕蒙的一生功名、一生荣辱所系，他因此而入武庙，也因此而留骂名。

事实上，吕蒙袭荆州前，已经病入膏肓了。在拿下荆州后，就心事了结，不久，也就死了。甚至庆功宴的时候，都参加不了。

曹魏一方，在曹操代汉的最后节点，边防都督制也落成，东据居巢，南据襄樊，西据汉中。但在建安二十四年，汉中战场，襄樊战场接连失利，三线崩了两线。

汉中是丢了地，好歹大军没全军覆没；襄樊是丢了大军，好歹城保住了。

曹魏在襄樊战场未全败，就是因为体量大，人才多，这是曹魏强于二国的根本优势。

我们也已经见识到了，在襄樊战场，乐进失利了，派曹仁来，曹仁不行了，于禁来，于禁没了，徐晃来，徐晃还没开始打，各路援军源源不断。

筹码多，输一波不当紧。像于禁三万中央精锐一波送，这种大伤，吴蜀两国都承担不起，但曹魏承担的起。

除了各路将帅的台前发挥，曹魏在此战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，幕后人才是真的多。

在每个进退决定的关键当口，总有清醒人及时建言，起到关键作用。满宠，赵俨，司马懿，蒋济，董昭，桓阶，皆是此战曹魏方战略转折点的关键人物。

曹魏可以连败、连伤，都不至全败。而关羽，却一旦劣势，那就是势如山倒，建立的再大优势都荡然无存。

战术角度、战略角度分析再多，最后都是一个根本原因：体量小。

若体量大，关羽在襄樊前线，面对魏国源源不断的援军，就不会面对兵力不足、兵粮不足、连呼援军而无果的窘迫局面；

若体量大，他能后方留军驻守江陵，军队围困襄樊的同时，自己去拉锯魏国援军，哪里会让徐晃那样肆无忌惮、慢慢挪过来到三丈远的地方？

若体量大，关羽在南郡后方，精兵大将镇守，东吴背刺哪能这么轻易的得手？宜都郡哪能那么如纸糊般被陆逊捅穿？沿江烽火台无效，糜芳、士仁投降，宜都郡一触即溃，根本的原因都是后方空虚。

从始至终，我们都在以“三角博弈”的模型，来分析魏蜀吴这次荆州之争。在荆州的战略博弈中，当战争扩大，都层层加注加码，体量小、资源少的一方就是输不起的一方。

魏蜀吴三方博弈，魏，是魏；吴，是吴。

但蜀，从头到尾，参与战略博弈与战术对拼的，只有关羽。

很多三国同好，为这种情况，大感骄傲，说关羽独打魏吴全明星。但是，这真的值得骄傲吗？

为什么东吴能上下一心袭荆，曹魏能文武各出其力，蜀汉就只能关羽独打呢？

我们洋洋洒洒掰扯了六万字，蜀国一方，除了关羽，就只有糜芳、士仁可谈，蜀国真正“三角博弈”的主脑刘备，只能在荆州之争的历史背景谈到。

不是不讲刘备及蜀汉政权，而是在持续了七个月的襄樊、江陵之战中，刘备及蜀汉政权真的一丁点记载都没有！

为什么关羽北伐兵力、兵粮不足时，不向益州求援，这个我们后文会分析。只说他唯一的求援对象，连呼刘封、孟达。

刘封、孟达不给予支援，所给的原因“辞以山郡初附，未可动摇”，也的确是不能动兵的现状。

而他们能选择动不动兵，是因为关羽连呼他们不符合程序，东三郡是不归荆州总督关羽所管辖。从申耽“以其郡西属”来看，东三郡都归属了益州或者汉中王国，所以叫东三郡。

所以他们“不承羽命”，根本没违命的责任，而能命令他们的刘备，没有给他们出兵的命令。

从战略、战术上来讲，可以说关羽一直到放弃樊城，都挑不出一点错。

对江汉平原的逐步吞食、战线推进、汉水制水权的掌控，强大水军的建设，对敌后可团结势力的策动。到战时出兵时机的选择，围困襄樊的方案，对天时、地利的运用，让他以最低成本、大获全胜的打爆了曹魏南线军团。

本来目标是襄樊，结果让魏国政治动荡，差点让曹魏尽失黄河以南，堪称以小撬大的典例。可以说是大大的超额完成战略目标。

从事后上帝视角来看，关羽的最佳退兵期，在水淹七军之后，那就是大胜收场。

而这又完全是上帝视角，是预设了要破不破的樊城最终没破，预设了徐晃能稳打赢此战，预设了东吴一袭就全部顺利得手，预设了后方南郡、宜都是纸糊般一触即溃，甚至预设了蜀汉政权从始至终无一丝支援。

但即便是拥有这种上帝视角，让关羽水淹七军后，放弃摇摇欲坠的樊城，放弃据有襄樊的战略目标，放弃威震华夏、黄河以南处处响应的巨大声势......

试问，谁能做得到呢？

关羽围樊城时，已得知了孙权要背刺的消息，未知真假，关羽不能完全判断；

江陵、公安的守将的确不太靠得住，但也未必真靠不住，关羽不能完全判断。

至少，关羽沿江布置的斥候、烽火台都没发送任何消息，即便东吴背刺，总得需要一段时间。

总不能樊城攻不破、徐晃打不过、曹仁突围出、东吴背刺、江边斥候无通讯、江陵公安不可靠，全部最不乐观情况都赶上吧？

但凡预估中有一环靠得住，关羽就不会退兵。而樊城，真的是在破与不破的边缘了。

是俩小时就破，还是七八天，十天半个月才破，都无法预估。

遗憾的是，事实的发展，全部都是最差情况。

所以，关羽在襄樊正面战场，从战术层面，他都是无可指责的，挑不出一点错。

他犯的第一个错，也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大错，是在放弃樊城之后，没有尽然放弃襄阳，迅速南撤回防，而错过了还有希望的挽救期。

关羽放弃樊城是十月，孙权出兵是闰十月，陆逊全据宜都是十一月，这个极其宝贵的时间差，即便关羽没能挽救回江陵，还是有极大希望保住宜都郡险要的，再不济也能保留一命回蜀汉。

而错过了这个时间差，从东吴得手江陵之后，关羽除非果断放弃荆州，一开始就不南撤，依赖还存在的制水权，从汉水西上，逃奔汉中东三郡，尚可留得一命。

但他南撤，试图尽量挽救荆州的损失，就落入了东吴的连环夺命招，注定了死局。

从此之后，不管是全军士气，还是逃命通道，整个战争都不是他能左右的了。

而东吴的战术，本就规划到了擒杀关羽那一步，就没打算让他活着。

后世谈及关羽的失败总结，其实也没有过多从战术层面挑过错，关羽的失败，无可争议的最大原因，就是“人和”的失败。

关羽的襄樊之战，就是最大程度上利用了天时、地利，却全面输给了人和。

而总结蜀汉在襄樊之战的失败，关羽的“人和”责任又占多少呢？

这时候还能再为尊者讳，不谈刘备吗？

让我们抛却史官对荆州“人和”问题的含糊结论，认真的来审视一下关羽和荆州的人和问题吧！

人和有内部和外部，内部是荆州军政体系、豪强大族，外部是与东吴的外交关系。

还有，不算内部、也不算外部，无法避之不谈的最大人和问题，荆州与成都政权的离散。

而关羽“人和”的失败，也分为自身因素、外部因素，我们先谈关羽自身的问题。

关羽的性格，长处、短处，为人处世，恰是把他视为命中宿敌、研究其十年到魔怔的吕蒙，勾勒的最到位：关羽实熊虎也......斯人长而好学，读左传略皆上口，梗亮有雄气，然性颇自负，好陵人。

我们能发现，吕蒙对关羽的这个人物形象刻画，基本就是后世最深入人心的关羽形象模型了。一手无敌长刀，一手春秋左传，英勇而儒雅；正面看，则刚正孤傲，睥睨天下；反面看，则自矜自负，目中无人。正面，反面，皆是一个“刚”字，他后来逐渐成神，也依托于这种人们对这种“至刚”形象的欣赏，羡慕，崇拜，畏惧。

陈寿又对其性格做总结：羽善待卒伍而骄於士大夫......羽刚而自矜，以短取败，理数之常也。

他的刚傲，不是俯视一切，目中无人，他是分人的。且是针对阶级，而不是针对于个人。对待下层卒伍，他是和善的。对待上层士族，则是骄傲不屈。这可能跟他出身于普通阶级游侠相关。

他对士大夫的骄，其实来源于士大夫阶层对底层武士阶层的骄。

我们毕竟不能脱离时代，以现在的阶级斗争目光看待这种观念。只能说，在那个时代，造成了关羽内部关系处理不协。这是关羽失败，自身因素上的最直接原因。

在诸葛亮看来，关羽是“护前”，在糜芳看来，关羽是“嫌羽轻己”。关羽与荆州军政体系的不睦，不止于糜芳，为荆州治中、典留州事的潘浚，亦与关羽不穆。

即便如此，孙权克江陵后，也是“将吏悉皆归附，而浚独称疾不见”。

潘浚还算好的了，侧面说明关羽整个荆州官政体系，关系确实没处理好。所以，一定程度上导致，南郡这么容易就丢了。

这也是吕蒙、陆逊研究荆州和关羽的薄弱处，得出的结论。这是关羽镇守荆州，本身性格、处事的缺点，荆州内部团结建设不行。

这也是曹操任命满宠、赵俨等人随军辅佐大将的原因。赵俨作为专业政委，要处理的就是“诸将任气不睦”问题。

关羽自身因素，推卸不掉荆州内部矛盾的一定责任，这是板上钉钉的。但关羽与东吴的“人和”问题，他应该背负哪些责任呢？他与东吴的外交关系到底做错了什么呢？

陈寿对于关羽失败的原因总结，引了两件事，一是关羽辱骂孙权为子求婚的使者，使权大怒；

二是对糜芳、士仁说“还当治之”，使糜芳、士仁“怀惧不安”，作为结果，则是“於是权阴诱芳、仁，芳、仁使人迎权。”

把这两件事，作为江陵丢失的内、外人和失败原因，写在《关羽传》水淹七军后、兵败身死前。

人们皆知，关羽在荆州战场全败的关键点，是糜芳士仁献城降敌。但是这二城到底是怎么降的，其实史书记载多有矛盾，而且是陈寿自己写的矛盾。

士仁叛降，其实是个大疑团。分析这个需要大几千字的史料辨析，这里略过，只说结论：

士仁是不利局面下的被迫投降，与糜芳的通敌叛降完全不同，而史书有意的把士仁当糜芳的影子来对待了。

糜芳之事后文再讲，此时我们先说骂孙权这事。

先是，权遣使为子索羽女，羽骂辱其使，不许婚，权大怒。

《三国演义》扩展了关羽具体的辱骂之词“虎女焉能嫁犬子”，其实史书上并没记载关羽具体骂的是什么，但绝不可能直接骂为子提亲的盟友孙权为犬的。

关羽是傲，但不是二愣子。

首先，关羽骂的不是孙权，而是骂辱其使，不许婚。我们且以此事可信来分析，为什么不许婚，且骂辱其使？

孙权遣使求婚，不知是何时之事，也没法推论，总之是关羽留镇荆州时候。关羽的身份是刘备的镇荆州大将，是很敏感的位置。而孙权遣使向关羽联姻，就是非常不合规的行为。

结盟关系是双方的主公孙权和刘备，如果孙权真纯粹为子求婚，应去找刘备谈，而不应该私下与刘备的镇边大将联姻。

孙权此举，本就有阴结关羽、离间刘备关羽的嫌疑，相当于是把关羽当独立的势力来拉拢。于情于理，关羽都不能答应。如果关羽答应了与孙权联姻，这才是值得重视的大问题。

而不答应婚姻，为什么要辱骂其使呢？

如果孙权联姻的要求，是送个女儿过来给关羽儿子。那关羽好声好气的表示，要汇报刘备，协商一下，是正常的外交礼节。

但孙权这个联姻的要求，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。也就是说，使者来就是直接要带走关羽女儿的。既是离间刘备、关羽，也是要留关羽女儿在东吴为质。

孙权之心都这么公然了，关羽还要好声好气的礼貌拒绝吗？

关羽只是骂辱其使者，并不是主动挑衅的外交事故。所谓“权大怒”而有后来袭江陵之事，更是强行给予因果解释。

我们通篇分析东吴的战略，他们要夺回南郡是必然且筹备已久的，根本不在于南郡镇守的是谁，态度是否和睦。

即便如此，那关羽是否对东吴有不和睦的态度表现呢？

吕蒙、陆逊分析关羽“好陵人”，其实，史书没有任何记载，关羽曾陵过他们。吕蒙三句不离关羽，也没提过他们之间有结怨、关羽有过份的地方。

别看吕蒙对关羽有魔怔般的执念，从吕蒙对关羽的评价，且作为自己克己读书的激励，吕蒙还是非常欣赏关羽的，事实上整个东吴，最重视关羽的就是吕蒙。在吕蒙看来，关羽有兼并下游的巨大威胁。

他们如此仇视关羽，只是因为关羽镇着他们上游，是国之事。是国家战略层面上的必须仇视，必须剖析其弱点。为了争取伐荆州的支持度，战略上必须藐视敌人。

而关羽能被战略上藐视且利用的，就是“骄于士大夫”的荆州团结问题。

吕蒙、陆逊与关羽的交流，都是建立在假意讨好的基础上，表面上一定是和睦的，所以关羽在战前跟陆逊通信，战时跟吕蒙通信，都是建立在一贯和睦的交流方式上进行的。也就是这样，中了他们“攻心”的圈套。

所以说，关羽在与吴国对位武将的外交中，并没有一例能证明，他主动造成过“人和”问题，没有挑衅东吴的例子。

反而落到实际联盟事务上，关羽他也曾与苏飞配合，北伐乐进、文聘，响应孙权抵抗曹操的牵制请求。

鲁肃和关羽单刀赴会时，鲁肃在那慷慨陈词，各种责斥，关羽也没对喷。

其实鲁肃根本没理由在那责斥关羽，关羽率军与鲁肃对峙益阳，是刘备命令的，不是关羽要开战的，战不战，荆州怎么分，都不是关羽能决定的。所以，不管你说的有道理没道理，关羽都是“羽无以答。”

东吴那边，把联盟破裂的责任推给关羽，是必然结果，包括出兵时还搞个聊胜于无的擅取湘江米噱头。

夷陵之战后，吴蜀复通，东吴不吭一声袭江陵，事后总要有个官方说法。袭江陵，尚可用当年的“借荆州”公案含糊过去，而杀关羽，就只能把责任推给关羽。蜀汉要跟东吴恢复外交，也就在外交场合上默认了这个结果。

这也是为什么史书呈现的结果，荆州覆败责任在关羽的原因。

总之，东吴袭江陵，本就不是“人和”问题，而是战略上的必行之举。

即便，从“人和”上找原因，孙刘联盟的外交关系，从来都是由刘备、孙权应该直接处理且负责的，但关羽最后却承担了这个“人和”的罪责，实属不该。

再说，关羽自身因素，与蜀汉政权的“人和”问题。相关之事，有两例。

羽闻马超来降，旧非故人，羽书与诸葛亮，问超人才可谁比类。亮知羽护前，乃答之曰：“孟起兼资文武，雄烈过人，一世之杰，黥、彭之徒，当与益德并驱争先，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。”羽美须髯，故亮谓之髯。羽省书大悦，以示宾客。

这一例，其实也根本无法说关羽有何失礼之处，关羽问的是“超人才可谁比类”，从字面意思上看，是想对马超有一定了解，让诸葛亮描述马超类似我们阵容里的谁，好对马超有个形象的认知。

毕竟马超大名在外，是最后一个在战场上差点弄死曹操的网红。

而把关羽此问上升到“护前”的略带挑衅性质，是诸葛亮的揣测。更合适的说，是陈寿对诸葛亮回信内容的心理状态主观揣测。

我们一直强调，读史书，要重视客观叙述，而慎重采信心理描述、行为动机之类的主观揣测。

你抛去“知羽护前”四个心理揣测的词，其实这就是一则有趣轶事而已。

先主为汉中王，遣诗拜关羽为前将军，羽闻黄忠为后将军，羽怒曰：“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！”不肯受拜。

这一例，确实是政治信号非常浓的事，因为“不肯受拜”是不能忽视的大问题。

早在刘备与诸葛亮商议称王后，诸将任职的时候。诸葛亮就提出让黄忠与关羽等位不妥，给的原因是

“忠之名望，素非关、马之伦也。而今便令同列。马、张在近，亲见其功，尚可喻指；关遥闻之，恐必不悦，得无不可乎！”

刘备对此的回应是：吾自当解之。

刘备解之的方案是什么呢？一是派遣费诗去给关羽印绶，并代表刘备说一席话；二是给关羽假节钺之权。

为什么派遣费诗，看费诗传就明白，这是个说话强硬，从不怕得罪人的主，刘备要称帝，他都发表强烈的反对意见，因此被刘备贬职。后来诸葛亮想招抚孟达，费诗也是当诸葛亮面痛骂孟达一番。陈寿在他传记给的评语是“费诗率意而言。”

关羽如诸葛亮所料般“不悦”，费诗根据刘备自当解之的安排指示，向关羽说了一番话：

夫立王业者，所用非一。昔萧、曹与高祖少小亲旧，而陈、韩亡命后至，论其班列，韩最居上，未闻萧、曹以此为怨。

这是晓之以理。

今汉王以一时之功，隆崇於汉升，然意之轻重，宁当与君侯齐乎！且王与君侯，譬犹一体，同休等戚，祸福共之。

这是动之以情。

愚为君侯，不宜计官号之高下，爵禄之多少为意也。仆一介之使，衔命之人，君侯不受拜，如是便还，但相为惜此举动，恐有后悔耳！

这是恩威并施，“但相为惜此举动，恐有后悔耳！”此言应该是费诗自己说的，而非刘备授意。因为刘备、诸葛亮料到关羽会不满，而不会想到关羽不满到了不肯受拜的程度。费诗此言是针对关羽不肯受拜的突发情况。

那关羽为什么不肯受拜呢？果真是因为瞧不起黄忠吗？

且不说关羽善待士卒，自己就是不死老兵的出身，何况黄忠伐蜀时勇冠三军、定军山之功必有所闻。他为何要针对黄忠？

显然，关羽不愿跟黄忠同列是借口，真正不肯受拜的原因，不是嫌黄忠高了，而是自己低了。

关羽长期以来，就是刘备集团的二号人物，地位是他人不可比的。随后刘备快速壮大，壮大的每一步，关羽的权重比例都没变。

刘备拿下南郡后，两大核心城市，刘备居公安镇江南，关羽居江陵镇江北；刘备入蜀后，刘备镇益州，拜关羽董督荆州事，作为独一档的大将镇荆州。

一直到刘备任汉中王前，关羽是荡寇将军、襄阳太守、董督荆州事。“董督”如“都督”，是指向军事。所以，关羽的董督荆州事，其实是董督荆州军事，是统制各郡县、要塞都督的军区总督。

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，对于关羽镇荆州的责任来看，军事上的职权没问题，虽然荡寇将军没有高出其他武将一档，但是刘备没更高的可封，刘备那时候还是左将军，部下就最高只能给到这了。

所以，尽管那时候关羽与其余诸将皆为杂号将军，没见关羽抱怨过官职低。

问题出在行政官职上，襄阳郡此时在曹魏手里，关羽的襄阳太守职是虚职遥领。

关羽与乐进的对位，多次相争江汉平原的地盘，其实争的是双方职位内的所辖领土。

所以，关羽自行发动襄樊之战，而不是刘备的命令，就是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刘备的命令。他作为荆州军区总督、襄阳太守，北伐襄樊本就是随时可进行的分内之事。

跟当初与乐进争地盘的性质是一样，你作为荆州总督、襄阳太守，不打襄樊才有问题！

荆州诸郡，最重要的郡是南郡，其次宜都郡。刚开始南郡太守是张飞。

“先主既定江南，以飞为宜都太守、征虏将军，封新亭侯，后转在南郡。”

就是说刘备得荆州后，张飞是宜都太守。刘备入蜀后，张飞转为南郡太守。接任张飞治宜都郡的是向朗。

“使朗督秭归、夷道、巫、夷陵四县军民事。”

在征调张飞、诸葛亮、赵云等人入蜀后，张飞的南郡太守由糜芳接任，刘备定蜀后，又调走一大批官吏去益州。包括向朗也被调走，接任宜都太守的是孟达。旋即孟达又被派去征上庸，宜都太守则又被樊友接任。

于是，在刘备定蜀后，仍是荆州最高长官荆州牧。而荆州的行政人事安排仍是各郡置太守，此时行政上的最重要官职是荆州牧府从事，本来代表刘备典留州事的是马良和潘浚，相当于荆州牧刘备的分身。

但马良跟诸葛亮写封信后，表达了自己的诉求，就被调去中央，转任左将军掾了，于是荆州牧府代言人只剩下潘浚。

与荆州牧府典留州事，同样重要的行政官，是糜芳的南郡太守。尤其在荆南与孙权划分后，南郡承担了绝大比例的人员物资，更显重要。

这问题就清晰了，为什么关羽与糜芳、潘浚皆不睦？

关羽在军事上总督荆州，但行政职位只是遥领襄阳太守。而行政职位最重要的就是潘浚、糜芳，这仨人还全在江陵，类似于三权分立了。

关羽与乐进等相争襄阳郡地盘、乃至北伐襄樊，他需要的是整个荆州的人力、物资调动权，但他又没有这个行政权。

如果关羽是个普通的军区总督也就罢了，但关羽是长期以来刘备集团独一档的二号首领，性格又骄于士大夫。

关羽的实际职位，与集团中地位是不匹配的。三人能和睦就怪了。

在刘备称王后，就该发觉荆州的人事任命问题，该有一个合理的调整方案。但费诗去给关羽的任职印绶，只有假节钺这个是正常的，其余两者都不能解决关羽的诉求，于是导致了关羽“不肯受拜”。

首先，说军职。

关羽之前最高的军权是“董督荆州事”，但这个纯粹是权，刘备政权当时并没有成型入编的都督制，也不像东吴那边有明确的“大都督”作为战线最高军事长官职位。

这个是制度问题，刘备仓促晋升汉中王，制度是临时效仿曹操当初任魏王，按照汉制，王国军职，最高能拜封的也就是前后左右将军了，当初曹操也是这么任命的。

但曹操的建国历程，是摸索、准备了很多年，对军队的调整就是逐渐落实方面将军、都督制。

曹魏开始重视方面将军的官号，来匹配军区都督的实际需求。任命征东将军、征南将军、征西将军作为方面军司令的进程，这就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没有更高军职可给军区司令的矛盾，提升四征将军的地位。

刘备政权，在没有更好的处理方案时，本可以直接效仿曹操，提高四征，只拜关羽一人。

但是刘备在黄忠斩夏侯渊后太嗨了，原地任命黄忠为征西将军了，在孟达平定东三郡时，上庸太守申耽举众降，又封申耽为征北将军。

在刘备仓促晋升汉中王时，根本来不及调整军官制度，只能硬着头皮摁住符合时代趋势的四征将军号，仍以前后左右将军为最高将军号，那能给关羽的，最高也就是前将军。

所以，诸葛亮当时就分析，这个任命不妥，关羽是唯一一个军区总督，且长期以来都是地位独一档，这样对关羽的拜封相当于明升暗降。

关羽对黄忠没意见，但也只能拿黄忠为借口，张飞不必说，马超则是大名在外，是刘备集团的反曹旗帜之一，只有黄忠是定蜀、定汉中功臣在武将里的代表人物，代表着新功臣的官号已经跟他齐平。

至于行政职位，关羽最需要的自然是荆州牧，但是显然，刘备不愿给予这个。

从客观形势分析，刘备的汉中王国本就不包含荆州，而刘备又没有曹操兼任汉丞相作为百官之首的职位，刘备统治荆州的法理性就完全依赖他仍任荆州牧的职位。

如果给关羽任命荆州牧，那荆州就是完全独立的，关羽的行政职不属于汉中王刘备所管，整个荆州军政体系、人事任命都由关羽一人决定。这显然，不是刘备愿意看到的结果。这不怪刘备，任何人都不敢这样给......除了孙权。

另外，关羽不肯受拜，还能以情理喻之，让关羽无奈接受了。

但比这更严重的，是关羽不只是关羽，他代表的是整个荆州军政体系。

刘备定蜀、定汉中，战事不断，人才涌进，地盘也爆发式扩大，立功者皆有封赏，尤其是建汉中王国，一大堆职位空缺给益州的人才晋升。

这就导致了益州的官职都大幅度提升，而荆州军政体系，都无功无封赏。这也是当初马良写信给诸葛亮，调往成都的原因。

关羽尚聊胜于无的提了个前将军，有了个假节钺之权。而其他人呢？

行政体系上，东吴进江陵之后，整个江陵官吏都果断降了，我们无法得知具体都是哪些人，刘备扩展益州这些年，他们的晋升履历如何，但我们可参考投降敌国的代表人物。

州牧治中从事潘浚、南郡太守糜芳、将军士仁。

刘备定益州、进汉中王，潘浚、糜芳没有任何升职封赏，仍旧是治中从事、南郡太守。更不用谈地位不如他们的荆州官吏。

将军士仁，他应该是董督荆州事的关羽直接任命的公安守将，公安是仅次于江陵的城市，士仁的重要性在荆州军队体系可见一斑。

但刘备任汉中王后，士仁的职位是将军，没有前缀的将军，说明连个杂号将军都不是，甚至连偏将军都不是。一般来说，只要是偏将军，都值得标注一下的。

也是因此，士仁此人作为幽州早期追随者，有名姓字号籍贯，却无任何记载，就是之前职位太低，没记载的必要。

关羽北伐襄樊的主力，其部下大将，我们仅可知关平、赵累。赵累是关羽部下的“都督”，在东吴战报里，只有他配跟关羽、关平一起提名。

关平、赵累可算做关羽北伐军的将士代表，但关平、赵累都没有正式将军号，也就是说职位也不到偏将军。

所以，说了这么多，你理解了我们从开篇就该讲，但一直没讲的重点，关羽为什么在刘备进汉中王，封拜前将军后，直接大军北伐襄樊了吗？

就是为了立功，利用天时也是为了更好的立功。不但是为自己立功，也为所有荆州将士立功。

费诗说的很明白了，这次大封赏，荆州整个军政体系都遭冷遇，就是因为：

汉王以一时之功！

关羽作为唯一的军区总督，此时就是刘备的韩信。他也以此为荣，诸葛亮妙语比喻张飞、马超是英布、彭越，就是明说绝伦逸群的关羽就是韩信，关羽大悦，开心的以信示宾客。

结果，在代表全体荆州将士表达对封赏的不满后，却要被喻为萧、曹，劝诫他应效仿“萧、曹不以此为怨”看着后来居上的韩信们，上纲上线的否决了荆州集体对封赏的不满。

这个关羽无法辩驳，因为益州那边定蜀、定汉中、称王，都是眼前可见的大功勋，众人升官加职，荆州这边就是没军功。

关羽必须，拿下襄樊，证明自己，证明整体荆州将士，获取他们该得的职位封赏。

所以，关羽不肯退兵，水淹七军后、得知孙权背刺的新闻时、放弃樊城后、他都不肯退兵。如果退兵了，此次北伐，功亏一篑，更无封赏的希望，只能坐实了荆州军团的不行，不如益州军团。这就是他不肯向益州求援的原因。

糜芳为什么跟随刘备集团历尽艰辛，都忠心可靠，未曾放弃。此时，却叛迎孙权？

这是千古之谜，其实，你理解上述分析，也就大概理解了糜芳为什么人设忽然崩塌。

刘备汉中王政权已经冷落了他们，关羽北伐，是为集体将士立功，而不是为行政官立功。

糜芳跟关羽，本就因为职权相冲而不和，襄樊之战又有了“供给军资，不悉相救”“南郡城中失火，颇焚烧军器”之罪，给了关羽惩治他们的理由，“还当治之”的威胁。

刘备集团壮大，他没见到晋升封赏，是荆州集团没功。荆州集团即将有功，却没他的功，反而有罪。

他在蜀汉这里的仕途是看不到任何希望了，这是糜芳追随刘备二十多年、辗转天下的结果。面对孙权的暗中策反，糜芳就这样选择了叛迎开城，留千古臭名。

且，还是不要忘记了。糜芳他不只是糜芳，糜芳作为刘备信赖的旧臣，尚且如此。江陵城投降，是整个荆州体系的官吏及豪强大族，头也不回的选择归属了东吴。

换句话说，当初糜芳即便不投，大概也有人帮他投。关羽北伐的将士，大军解散，也不止是因为家眷在江陵。而刘备来复仇东征，持续了一年，荆州除了武陵蛮外，都毫无响应。

刘备封汉中王后，荆州离心，轻易的失于吴也不是孤立事件，东三郡也很快失于魏。关键在于孟达的主动降魏，回过头来就收拾了东三郡。

在投降之前，孟达比糜芳、潘浚等人的待遇更为心寒。孟达虽然当初是被法正卖了，但起码也算第一批选择刘备的带路党。

法正已经成了蜀汉政权核心高层了，东州派后来的投降者，都在中央跟着发达了，而孟达是宜都太守。孟达主动提出攻三郡，还真的做到了。

征东三郡，是为了立功，但刘备又空降了刘封抢功，且做了他上司。而东三郡的太守他一个没捞着，宜都太守职位还没了。被孟达打投降的申氏兄弟，却拜将封侯。

等于说，孟达作为早期关键带路党，刘备集团越做越大，孟达却越混越差。定东三郡首功的他，既无政职，也无军权，只是刘封的副将，这才是孟达主动降魏的深度原因。

孟达降魏之前，给刘备写了一封信，只有一句隐晦提到自己投降的原因

“荆州覆败，大臣失节，百无一还。惟臣寻事，自致房陵、上庸，而复乞身，自放於外。”

孟达在出兵东三郡之前，属于荆州军政体系。为官，是宜都太守。为将，是关羽所督。

“先主因令达并领其众，留屯江陵。”

而定东三郡后，他的宜都太守被樊友顶替了，他的军权也被刘封所顶替。

“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。”

刘备称汉中王，也没来得及处理他身份的问题，他也没有军职在身，统属于“副军将军”刘封麾下。

在孟达离开蜀汉政权时，他给刘备的信，不认同自己是东三郡军政体系，仍把自己算作荆州军政体系，只是临时在东三郡执行任务。就是表明自己离开，与荆州官吏“百无一还”的原因一致。

孟达之叛，颇为可惜，他军事能力还算不错。而接替孟达的宜都太守樊友，面对吴军是直接弃城逃跑。

如果在争三郡结束后，孟达能回宜都继续任职宜都太守，并给与一定的将军职奖赏，估计宜都郡不会被陆逊那么轻易捅穿，关羽也不会丧命，吴蜀荆州战场犹胜负未定。

陈寿在总结荆州覆灭、关羽败亡的原因，把原因简单的归为关羽糜芳不和、关羽惹孙权大怒，而对于刘备这边，他为尊者讳，不愿说，在《先主传》讲此事：

“时关羽攻曹公将曹仁，禽于禁於樊。俄而孙权袭杀羽，取荆州。”

然而关羽打襄樊是七月到十一月，东吴出兵到陆逊全面占据宜都郡是闰十月到十一月，关羽被擒是十二月。整整七个月时间，真是“俄而”一词能含糊过去的吗？

或者说益州经历汉中之战后，无力支援。那就看看这几个月刘备在干什么吧：

备於是起馆舍，筑亭障，从成都至白水关，四百余区。

多年以后，魏国陈群还拿这事作为反面教材来劝魏明帝不要疲民：

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，多作传舍，兴费人役，太祖知其疲民也。

真的是一句“无力支援”能含糊过去的吗?

刘备在襄樊之战的责任，只有臭嘴巴廖立同志敢讲：

“昔先主不取汉中，走与吴人争南三郡，卒以三郡与吴人，徒劳役吏士，无益而还。既亡汉中，使夏侯渊、张郃深入于巴，几丧一州。后至汉中，使关侯身死无孑遗，上庸覆败，徒失一方。”

廖立这番话，被诸葛亮以“诽谤先帝，疵毁众臣”的罪名处理了，诸葛亮处理的没错，廖立说此话是大不妥，但就他说这段话的内容来说，的确是事实。卢弼注《三国志》也认为“此难忿言，然当日情势实如此。”

孙刘联盟破裂，东吴背刺荆州杀关羽，是东吴的卑鄙行为，这个没的争。

但孙刘联盟早已破裂，当初争三郡时就各提几万兵相见，以曹操在汉中的压力，才两家罢兵。这事并没有结束。

然而刘备在此后，没有任何尝试修补关系的行为，还自个称王了。“人和”失败，在蜀汉这边，该负责的人只会是刘备，而不会是关羽。

而在战争上，蜀汉政权在这种三角博弈的关键时刻全程隐身，对荆州无任何支援，包括提升士气、加强团结建设的奖赏，至今也找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。

强要解释，那就是刘备没想到打的那么大。但仍无法解释，为何关羽南撤后，足足两个多月时间，蜀汉没任何反应，对宜都郡没任何加强措施。

总之，我的结论如下：

1、关羽在荆州内部的团结建设差，关羽性格是一部分责任，刘备政权没有妥当的处理荆州人事任命、团结隐患则是主要责任。背后原因是刘备称汉中王仓促，未来得及对荆州人事、封赏做出合理调整。

2、东吴袭荆州是国家战略的必然，而蜀汉与东吴的外交关系，是早已破裂，孙权屡次要荆州，也有袭三郡的前车之鉴。刘备集团在争三郡后、称王后既未对东吴做出和好的尝试，更未对其袭荆州谨慎的预防，是刘备的主要责任。而关羽在前线，与糜芳不适时的关系紧张，则是关羽的责任。

3、关羽北伐襄樊、兵溃南郡，持续时间算很长了，刘备未对襄樊战场支援过一兵一粮，没对南郡、宜都着手加强，导致南郡离心、宜都空虚，荆州全丢。是刘备的责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