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秦桧，岳飞也要死吗

对于这个问题，明末著名史学界、思想家王夫之曾有过专门论述。

第一，王夫之认为，即使没有秦桧，以岳飞的性格，赵构和文官体系也不可能完全信任岳飞，很难免祸

在《宋论》高宗第12篇中，船山认为，岳飞遇害，本人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。

武将赢得非军事声誉，有三种途径。第一，军纪严明，不骚扰百姓，甚至主动嘘寒问暖，民众会赞不绝口。第二，虽身为武将，但文质彬彬，和士大夫交往表现得很谦逊，甚而诗酒唱和，读书人自然倍加推崇。第三，积极参与朝廷关于国家大事的讨论，坚持正义，声援君子，反对小人，在官僚中就能收获口碑。

王夫之认为：“岳侯（对岳飞的尊称）之死，天下后世胥为扼腕，而称道之弗绝者，良由是也。”历史上被冤杀的武将很多，军事奇才韩信死得也很冤枉。为什么大家对岳飞之死特别痛心，独独对他称颂备至？就是因为上述三方面岳飞都做得非常好，声誉卓著。韩信不过是能打仗——也许比岳飞还强，但缺乏岳飞拥有的伟岸形象。

接着船山笔锋一转，说出了石破天惊的一句话 ：“唯然，而君子惜之。”唯其如此，有识之士替他惋惜。正因为表现近乎完美，岳飞“进无以效成劳于国，而退不自保其身”，进不能实现精忠报国、还我河山的夙愿，退不能避免冤死的厄运——“遇秦桧之奸而不免，即不遇秦桧之奸，而抑难乎其免矣”，碰到秦桧这样的奸臣，岳飞倒下了，但即便没有秦桧，恐怕也不会有好结果。

下面船山用了1200字加以解释。他先引用《周易》：“安其身而后动，定其交而后求。”办大事，不能急躁。得先赢得周围人的谅解和信任，否则一定会有人使绊子，结果不仅是个人遭遇挫折乃至不幸牺牲——仁人志士不惮为国捐躯，而是危亡中的国家失去了被拯救的机会。尤其武将统率千军万马，握着枪杆子，肩负着保卫国家的重任，立大功的机会多，遭暗算的概率也大，保护好自己，争取他人的支持，更不容易。

接下来王夫之专门讨论武将的难处。靠血缘坐上龙椅的皇帝往往不具备雄才大略，能力比不上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脱颖而出的将军。心知肚明的皇帝自然会担心，会猜疑，怕控制不了将军们。而一位手下聚集了众多英雄好汉的将军，屡战屡胜，敌人闻风丧胆，天下人自然顶礼膜拜，忘了将军上面还有天子。这种情况下，这位将军丝毫没有警惕，又展现出难能可贵的品质，体恤老百姓，尊重读书人，礼贤下士，于是庙堂与江湖众口一词，竞相称赞。

将军还没有醒悟，羡慕读书人的儒雅，生活中处处向文人看齐，并借诗文咏叹被压抑的豪情壮志，身后自然聚拢了一批浮躁的粉丝，争先恐后用笔墨吹捧将军，为他鸣不平。流风所及，街头巷尾也出现了种种民谣，传颂将军的爱国情怀，为他壮志未酬感到悲伤。这能不让平庸的君主和他身边的小人为之侧目吗？

“如是而能使身安以效于国者，未之有也！”像这样子，想要保护好自己，从而实现为国效力的梦想，是不可能的。

和岳飞更有可比性的，是郭子仪——安史之乱后挽救李唐的第一功臣。在王夫之看来，郭子仪虽是不折不扣的一介武夫，却是有大智慧的仁者。他清楚李泌、崔佑甫是贤相，但并没有和他们结交，以成“君子之好”；他同样清楚宰相元载、宦官鱼朝恩是奸邪，但也没有加以揭发，不招惹他们。

郭子仪功劳太大，受到了唐王朝的猜忌。他的兵权被夺，取而代之的是曾经的副手李光弼。李氏风格和郭子仪迥异，执掌军政后郭氏立下的规矩往往被废弃，但郭子仪很淡定，并没有发挥影响力，背地和李光弼较劲。另一个唐廷特意提拔以制约郭子仪（还有李光弼）的，是他曾经的下属仆固怀恩，对此郭氏也没有任何不满表现，甚至主动让位于昔日部曲。

削夺兵权三年后，一度因军情紧急，郭子仪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复出机会，很快又因为受猜疑被罢。他依然安之若素。不久，吐蕃大军攻入长安，唐代宗仓皇逃往陕州（今河南陕县），郭氏临危受命，收拾散兵游勇，再次挽救了唐王朝。船山称颂道：

以废斥之余，一旦跃起，而卒拯吐蕃之难。以是动，而动罔不利也 ；以是求，而求无不得也。

有了以上一番正反两面的剖析，接下来船山才进入正题，具体讨论岳飞的处境。

赵宋家法，素来以猜忌武将著称。宋高宗更是亲身经历过身边武将的叛乱，一度被囚禁，被迫让位给尚在襁褓中的儿子，他对武将的态度可想而知。皇帝如此，宰相呢？秦桧独掌朝纲前的张浚，虽是正人君子，但气量窄，疑心重。而和岳飞共事的武将，同样名列中兴四大将的张俊、刘光世都曾是他的上司，资格老得多，无法接受岳飞和他们平起平坐，耿耿于怀。至于阴险的秦桧，就不用提了。总之，南宋政权的重要人物，理解、支持岳飞的寥寥无几。

一个武将，出色地履行了本该由宰相、谏官、馆阁（皇家专门培养的文学侍从）和地方长官（就关爱百姓而言）履行的职责，集一众文官的优点于一身。他的魅力，让士兵倾倒，让民众倾倒，让文人墨客、清流名宿倾倒。但这只会让皇上对他更为猜疑、忌惮。他卓尔不群，立身极正，却毫无必要地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。岳飞的生命，不只属于他个人，船山称之为“社稷之身”，这是个关系到国家安危、普天下千千万万人的极其宝贵的生命。真正的智者，能屈能伸——屈，不是为了保全自己，而是为了国家，为了天下。

岳飞遇害时，才39岁。王夫之感到极度惋惜，甚至为此设想了一个美好结局：如果他能像郭子仪那样，收敛锋芒，“知难勇退”，不和秦桧争一日之长短，完全可以等到老贼的死。秦氏死后六年，那位写下“立马吴山第一峰”的大金君主完颜亮，悍然举全国之力，孤注一掷，兵临长江。这时的岳飞，一定会像郭子仪那样，成为高宗君臣心目中挽救危局的不二人选，迎来施展宏图的良机。完颜亮南下，后院起火，堂兄弟完颜雍在辽阳自立为帝。趁女真内乱之机，岳飞不难收复黄河以南的宋朝故土。即便不能一举将金人逐出中原，还我大好河山，至少南宋政权不会像实际发生的那样，苟延残喘，直至被蒙元吞没。

最后，船山的结论是：

故君子深惜岳侯失安身定交之道，而尤致恨于誉岳侯者之适以杀岳侯也。悠悠之歌诵，毒于谤讪，可畏矣夫！知畏之，则所以弭之者，亦必有其道矣。

第二，王夫之认为，退一万步说，即使没有秦桧，赵构全力支持，岳飞顶多收付中原（还是金人主动放弃的），灭金根本不现实：

尽南宋之力，充岳侯之志，益之以韩、刘锜、二吴，可以复汴京、收陕右乎？曰，可也。由是而渡河以进，得则复石晋所割之地，驱女直于塞外；不得，亦据三关，东有沧瀛，西有太原，仍北宋之故宇乎？曰，不能也。凡得失之数，度之于彼，必察其情；度之于此，必审其势；非但其力之强弱也。情有所必争，力虽弱，未可夺也，强者勿论已；势有所不便，力虽强，未可恃也，弱者勿论已。

　　以河南、陕右言之：女直之初起也，积怨于契丹而求泄，既胜以还，亦思夺其所有之燕、云而止。及得燕而俯视河朔，得云而下窥汾、晋，皆伸臂而可收也，遂有吞并关南之志。乃起海上，卷朔漠，南掩燕南，直数千里，斗绝而难于遥制，故乘虚袭取三河、两镇，而所欲已厌矣。汴、雒、关、陕，宋不能守，势可坐拥神皋，而去之若惊，不欲自有，以授之叛臣，则中原之土非其必争之地，明矣。朱仙一败，卷甲思奔，非但其力之不足也，情不属也。而宋自收群盗以后，诸帅愤盈，东西夹进，东清淮、泗，略梁、宋，有席卷之机；西扼秦、凤，指长安，有建瓴之势；岳侯从中而锐进，交相辅而不虑其孤，走兀术，收京阙，画河以守新复之疆，沛然无不足者，故可必也。

　　以河北、燕南言之：女直自败盟而后，力未能得，而胁割于众，以其为燕之外护也，以其为刍粮金帛之所取给也，以其士马之可抚有而弥强也。郭药师一启戎心，而女直垂涎以歆其利，久矣为必争之地矣。军虽屡折，而宿将未凋，余威尚振。使宋渡河而北，则悉率海上之枭，决死以相枝拒，河阻其归，敌摧其进，求军之不覆没者，十不得一也。宋之诸将，位相亚，权相埒，力相等，功亦相次。岳侯以少年崛起而不任为元戎者，以张俊之故为主将，从中而沮之也。韩、刘、二吴，抑岂折节而安受其指麾？则雁行以进，麋骇而奔，功不任受，咎亦无归。故五国合从之师衅于函关，山东讨卓之兵阻于兖、豫，九节度北伐之军溃于河南，其不如刘裕孤军直进，擒姚泓、俘慕容超者，合离定于内，而成败券于外，未有爽焉者也。乃欲合我不戢，撄彼必争，当百战之骄虏，扼其吭而勿忧其反噬乎？若此，则虽高宗无疑畏之私，秦桧无腹心之蠹，张俊、刘光世无从旁之挠，且将忧为吴明彻淮北之续，退且河南之不保；而遥指黄龙，期饮策勋之爵，亦徒有此言，而必不能几幸者也。